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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一点,派出所门口那盏灯还惨白惨白地亮着,风一刮,灯杆子嗡嗡响。电线杆底下蹲着个人影,缩着脖子,手里攥着个快没电的手机,屏幕光映着一张发青的脸。
这人是个记者,姓陈,报社里都叫他老陈。老陈干这行十五年了,什么场面都见过,可这回不一样。所里头下午刚进去个人,牵涉的事儿大了,据说天亮就得转移。老陈得了信儿,撂下筷子就往这儿赶,这一蹲就是六个钟头。
腿早就麻了,像有千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钻。他换了个姿势,把重心挪到另一只脚上,鞋底摩擦水泥地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马路对面,卖烧烤的摊子正准备收,铁架子碰撞,火星子噼里啪啦掉下来。老板娘扯着嗓子骂伙计笨手笨脚,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飘过来,听着特别远。
所里偶尔有人进出。铁门一开,里头的光泄出来一条,又迅速合上。每次开门,老陈都下意识绷紧身子,眯着眼朝里瞅,可除了晃眼的白炽灯和偶尔晃过的人影,啥也看不清。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,舌尖一股铁锈味儿——上火,牙龈又出血了。
两点过一刻,风更冷了,直往领口里灌。他摸出烟盒,抖了抖,最后一根。叼在嘴里,打火机摁了好几下才着。深吸一口,尼古丁混着寒气冲进肺里,稍微提了点神。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明灭,像只疲倦的眼睛。
他在等一个可能。等那个万一,万一有人出来透口气,万一哪个嘴不严的……干这行,有时候就得靠这点“万一”。他想起老前辈说过的话:新闻是等出来的,不是跑出来的。可这“等”字里头,耗着多少热乎气儿,只有自己知道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,老婆发的短信:“还等?胃药带了没?”他摸了摸外套口袋,那个硬邦邦的小药盒还在。没回,把手机按灭了。
三点左右,最困的时候。眼皮子直打架,脑袋一点一点的。他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,疼得一激灵。不能睡,睡了就前功尽弃。他站起来,沿着派出所门口那截短围墙,来来回回地走,脚步声在寂静里显得特别响,像在给自己壮胆。
偶尔有下夜班的人骑着电动车经过,好奇地瞥他一眼,加快速度走了。这大半夜的,蹲派出所门口的,不是犯了事儿的家属,就是他们这种“讨嫌”的人。
天边开始有点泛灰,不是亮,是那种沉甸甸的铅灰色。快四点了。所里隐约传来换班的动静,有车发动的声音。老陈的心提了起来,摸出相机,关了闪光灯,调到静音,握在手里,像个等待时机的猎人。
铁门终于又开了,这次开得时间长了些。两三个人走出来,站在门口抽烟,低声说着什么。老陈屏住呼吸,侧着耳朵,风把零星几个词送过来:“……手续……天亮前……”他举起相机,调整焦距,镜头里的人影模糊又清晰。
其中一个人似乎朝这边看了一眼。老陈没动,贴着墙根,和阴影几乎融为一体。
那根烟抽完,人又进去了。门关上,一切恢复寂静。
老陈慢慢放下相机,手心里全是汗。他知道,最关键的时刻可能就在天亮前那一会儿。他重新蹲下来,把冰凉的手揣进袖口。远处的天空,灰色更深了些,透出一点点极淡的蓝。
他紧了紧衣领,继续等着。长夜还没到头,但离尽头,总归是又近了一点。街角,清洁工开始扫地的声音,唰——唰——唰——,一下,一下,像在给这个城市缓慢地打着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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